二十一年前，Tim Berners-Lee创建了万维网（WWW）。整整二十年前的八月，微软公司发布了划时代的Windows 95，让互联网逐渐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拍卖（电子湾），电商（亚马逊），电邮（HotMail），即时通讯(ICQ)，搜索（雅虎，谷歌），支付（PayPal），点对点共享服务（Napster），旅行（Expedia）等服务做得风生水起。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业务的商业模式没有成熟，很多先驱在第一波互联网泡沫破灭时倒下了。当时的美国西海岸在互联网创新上绝对是领跑全球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天朝创业者们拷贝，诞生了不少上市公司（腾讯，阿里，百度，搜狐，携程，网易，新浪，等等）。
2000-2004年进入社交时代，自媒体博客兴起，催生了MySpace，Facebook，LinkedIn等等。天朝的创业者们继续拷贝。诞生了不少上市公司（人人，陌陌等）。
2005-2009年，宽带成为主流，“PayPal黑帮”的几位小弟看到视频共享的巨大潜力，创办了油管（YouTube），创办一年多以后即被谷歌天价收购。伴随着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的流行，业务爆炸式增长，诱发了传统DVD业务公司NetFlix的转型，和一批类似公司（Hulu等等）的诞生。另外社交网络取得更长足的发展（Twitter等）。天朝创业者们继续拷贝，诞生了多家后来上市的公司。
2010年到现在，互联，移动，社交，本地，万物互联等因素逐渐融合。进入以优步，空中食宿为代表的所谓共享经济时代。天朝开始逐渐显露领先的势态。
先细说一下五大元素： 互联方面，在前期拷贝做大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逐渐转移到运营和对本地化的适应，譬如电商，亚马逊，电子湾在天朝的代理人都基本铩羽而归；搜索方面，雅虎关门，谷歌退出（虽然理由是高大上的政治原因，其实是因为争不过百度）；再譬如，即时通讯，QQ在抄袭ICQ之后一直改进，长盛不衰，微信的用户群之大让被脸书以天价收购的WhatsApp相形见绌。移动方面，小米手机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第三大手机制造商，华为中兴等老牌公司也当仁不让，借着天朝的大市场开辟新战线。社交方面，美国有脸书，有推特，天朝有人人，微博。市场传出推特被政治运动（譬如阿拉伯之春）所利用，商业模式有点误入歧途，在商言商，某些方面实话说不如微博。在技术上，这三方面的中美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小，各有千秋。本地方面（注：我不想提团购，因为不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天朝电商在本地服务上遥遥领先美帝。京东，淘宝等等数不胜数，因为人口红利，天朝在劳动密集型的本地服务有天然优势。而美国，最近才有抄袭这些商业模式的动向（譬如亚马逊今年才在少数城市推出一小时配送服务），而且因为人口密集度不够高，目前都处在烧钱阶段。万物互联方面，天朝是当今制造业第一大国，在这方面有其它国家无以伦比的优势，譬如，小米的手环，价格只有Fitbit的六分之一，功能还更强大。
在共享经济时代，天朝和美国相比，优势是明显的。先说说所谓共享的经济，就是少数创业者和资本家把风险分散化，少数人集中享受营利的业务模式。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个例子，优步，在美国，普通人的车辆保险是不包优步载人时出的是事故的，车主拉客出了事情，大部分时候只能自己掏腰包摆平，而且各地有出租车行业公会把持的政府找茬（譬如有警察在路上专抓优步司机开罚单），这些风险，优步是不愿意自己分担的。在天朝，这些事情基本上不是个事情：有的是土豪车争当司机，土豪有的是钱摆平这些算不上狗血的事情。而且有很多业务可以“优步化”，譬如滴滴打人（虽然不是真的要打人）的创意，后来在美国有人觉得不错，已经有人抄袭了。
总而言之，现在消费互联网方面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商业模式方面，让已有的互联网技术，和既有的传统产业结合起来，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同时等待下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实用化后再大跃进一次。天朝独有的人口密集度，劳动力价格优势，和无可比拟的技术人才储备量，让天朝在消费互联网创新方面处在一个独特的可以领先全球的位置。未来五年，多数时候是美国和其它国家抄天朝的份儿。
SQL写在习主席访问西雅图前夕。
看图说话：美味快餐(YUM)14年涨近七倍，一元货将军(DG)5年涨近两倍。
看图说话：DollarTree，16年股价增长26倍。Family Dollar 24年股价增长52倍。
[以下短文编译简化自时代周刊7/10/2011的书评文章]
鲍勃-卢茨，通用汽车公司的前任副董事长，是在汽车业中最著名的竞争失败者。在他汽车业长达47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他先后在福特，宝马，克莱斯勒，还有最近的通用等汽车担任要职，但是他从来没坐过头把交椅。按照卢茨的说法，是因为他“做车做得太好了”。鲍勃-卢茨的新书《汽车狂对决算盘控：美国企业灵魂之战》（Car Guys vs. Bean Counters: 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American Business）里面有个值得一读的观点：要让美国经济在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卢茨说，我们得把这些MBA都开掉，让工程师们来领头。
卢茨先生的主要观点：不管是公司也好，股东也好，消费者也好，只有在公司的高层领导把产品导向放在首位，三方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最大化。卢茨先生在他的书里面回忆了通用汽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技术和设计领先的辉煌年代。不幸的是，七十年代后期，通用汽车的高层被一帮MBA逐渐占据，从财务部门上台的人越来越多。直接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有时候管理层推出质量不过关的产品，仅仅因为消费者“别无他选”，还有的时候非常搞笑，譬如卡迪拉克上的烟灰碟居然是打不开的，因为公司规定烟灰碟必须在华氏零下40度也能工作。可以想象一下汽车狂卢茨先对搞这些不靠谱的东西的筛糠中的部门经理摘掉墨镜怒吼：“北达科它州（苦寒之地）的顾客可能高兴了，NND其它的顾客要抓狂”！
汽车工业实际上是只注重短期效益，短视得只看决算表的管理层逐渐侵蚀美国公司的一个时代潮流的缩影。20世纪前50年，业界的大公司（象福特，通用电气，AT&T和很多其它公司）都极端注重顾客导向。不管开发费用多高，它们都把大多数的钱都花在开发最好的产品和服务上面。当年的理念是这样的：如果你的东西更好，就能引得更多的顾客。事实证明也确是如此。
战后时代，企业文化的钟摆开始摆向另外一边。哈佛商学院毕业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他的那些“数学鬼才”用一些数学模型，博弈论和复杂的统计分析为美国陆军航空兵解决一些诸如提高燃油运输时间，更有效地安排轰炸时间等实际问题，一夜成名。麦克纳马拉后来成为福特总裁，把定量分析文化发挥到极致。“如果你没法用数字衡量，你就没法管理”的观念很快就得到普遍接受。到七十年代后期MBA一个个如日中天，工程师们则被打到给极客们设计的冷宫里面。
并不是说在公司业务里面引入定量分析没带来什么正面的效果。实际上，象FedEx超高效的运营中心，还有整个顾问产业都因此而生。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把数字挪来挪去定量分析的带来的好处也就那么多，长远而言，公司要发展的话，最终你还是得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金融业的发展极大地助长了决算表导向的公司文化。世界各地的公司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要去达到它们每个季度的短期财报目标。这一点在美国尤甚，因为银行业势力最大。很多时候这就直接导致一些被动和不明智的决定：让工资最高的工程师退休（即便他们是最好的），为省点小钱在所有的部门降低人力成本（却不去在开发新业务的部门里面多投一点）。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就是，在美国有这么个地方，经济非常有活力，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生产效率也上去了，同时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它的文化是极端注重产品和客户的。我想不说大家也知道，那就是硅谷。举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唯一依次走下坡路的时候就是他们让MBA当道的时候。只要大学肄业的史蒂夫-乔布斯掌舵，苹果的顾客们（和股东们）都会非常高兴。原因？就是卢茨先生在书中说的“鞋店得来鞋匠经营，软件公司得要软件狂来掌管”。
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之后，尽管企业界对MBA的价值有些反思，商学院们还是在拼命地生产这些MBA。在可以遇见的未来，美国的算盘控们肯定比工程师要多。而且在中国，这也许很快会成为现实。政府准备在未来几年内建40多家新的商学研究生院。卢茨先生（不无幸灾乐祸地）说，“好多年没听这么好的消息了”。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08193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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